这伙人拿着AK-47突击步枪和斧头，在非洲丛林中跟踪一头黑犀牛。他们很快就把它击倒了。犀牛还活着，瞪眼瞧着这些人类。偷猎者们迅速用斧头将犀牛角从犀牛头上砍下，丝毫不顾砍伤犀牛神经所带来的巨大痛苦，随着牛角被砍断，它的头也被砍得稀烂。它发出了最后一声号叫。

“犀牛会发出特别悲伤的叫声，”自然保护主义者伊恩·普莱尔(Ian Player)在《白犀牛传奇》(The White Rhino Saga)中写道。“犀牛在活着的时候被生生割掉了角，只要你听一次，它痛苦的号叫就会深入你的内心，永远挥之不去。”

    偷猎者把犀牛角卖给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可能为另一个走私犯、犯罪集团甚至恐怖分子工作。之后，犀牛角将被运往中国和越南等国。在这些国家，犀牛角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但没有一种被证明具有科学功效。

    除了犀牛，像是穿山甲、某些珍稀鱼类、老虎等动物，也快要作为药材和补品，被人类吃到濒临灭绝了。

中国有多少种动物药

    数千年来，人类使用取自大自然的植物和动物来治疗疾病——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可用。一些含有化学物质的植物确实能产生某些效用，而传统巫医和江湖郎中当然不知道这些植物的作用机理，所以他们把这些药草归因于“神秘的能量”或“神的礼物”。

    在欧洲，传统观点认为疾病是由“四种体液”的不平衡引起的，大多数药物旨在减少或增加一种“体液”以恢复平衡。现代医学证明四种体液的框架纯属无稽之谈后，传统医学开始走向消亡。随着欧洲及其殖民地越来越富裕，医生和医院取代了草药医生和萨满巫医。

    随着中国、印度、越南等国经历自身的经济转型，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传统疗法正在被现代医学所取代。但这种社会转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称，在发展中国家里，目前仍有80%的人曾使用或正在使用传统药物，这当中既包括各种草药，也包括含有动物产品的药物。

    例如，在苏丹传统疗法中含有23种动物。在越南，干制壁虎是壮阳药，猴骨是止痛药。印度和中国的传统医学中使用的动物种类超过1500种，从乌龟到猴血，不一而足。在中国，中药主要由植物药、菌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等四部分组成，《本草纲目》中收载的动物药达到461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中所收载动物药约50种。

    在许多国家和文化中，爬行动物也被用于治疗目的，估计总共有165种，分属104个类别，包括60种蛇、51种蜥蜴、43种乌龟和11种鳄鱼。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动物中有超过一半(53%)在濒危物种名单上。许多传统的“疗法”都是基于“以形补形”这种原始的信念，认为植物或动物的外表或行为说明了它们的药用特性。例如，老虎和熊被认为是强壮而有男子气概的动物，所以人们认为吃老虎、熊、鹿的某些身体部位会增加阳刚之气。以形补形这种思路影响至深的领域是男性阳萎。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传统疗法包括犀牛角、虎鞭、蛇胆、穿山甲胎儿、海马、蜥蜴等几十种。

一公斤6万美元的犀牛角

    在中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犀角主治：“百毒蛊疰，邪鬼瘴气，杀钩吻、鸩羽、蛇毒，除邪，不迷惑魇寐。久服轻身（《本经》）。伤寒温疫，头痛寒热，诸毒瓦斯。令人骏健热，散风毒，治发背痈疽疮肿，化脓作水，疗时疾，热如火，烦闷，毒入心中，狂言妄语（《药性》）。治主风毒攻心，热闷，拥毒赤痢，小儿麸豆，风热惊痫。”也就是说，犀牛角磨成的粉末，能用于治疗发烧、惊厥、伤寒、风湿、痛风、头痛、幻觉、呕吐、食物中毒等一系列病症。《虎骨与犀牛角：中药对野生动物的伤害》一书的作者、海洋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利斯(Richard Ellis)指出：“犀牛角的使用可以追溯到独角兽，另一种有角的神话动物”。2005年，他还为欧洲动物园协会写过一篇文章，当中谈到：

    目前还不清楚犀牛角是否具有任何药用价值，但它证明了传统的力量，数百万人相信它具有这种力量。当然，如果人们想要相信祈祷、针灸或巫术能产生疗效，没有理由禁止他们这么做，但是，如果动物是被已经证明无效的所谓“秘方”白白杀死，那么，完全有理由限制使用犀牛角……令人心碎的是，世界各地的犀牛正在从地球上消失，死得毫无价值。

    就连南非犀牛角贸易合法化运动的幕后人物约翰·休谟(John Hume)也认为，犀牛角的药用价值是胡扯。但他表示，犀牛角究竟是不是真有其用，这并不重要。“我并不感到羞耻，我提供给世界的犀牛角可能会被癌症患者服用，可是不管他们是不是拿它当药都是一样会死。”

    犀牛角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也就是说与人类的头发或指甲没有什么不同——在《本草纲目》里，人的指甲是一味药，名为“筋退”；头发亦是药，晒干焖煅后名为“血余炭”，据称可用于各类出血症，不过只有青壮年的健康头发方可入药，所以程序员们金贵的头发也许不能用。1983年，罗氏公司发表文章《Yemen acts to halt rhino horn daggers; scientific tests fail to show rhino horn effective as

medicine》，证明实验表明犀牛角对退烧、镇痛、消炎、解除痉挛、利尿和杀菌均无效。2010年，伦敦动物学会重复了罗氏药厂的试验，仍然没有发现有何效果。

    当然，对一些犀牛角使用者来说，它可能产生某种安慰剂效应。据《国家地理》杂志报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整合肿瘤学中心医学主任、传统医学专家玛丽•哈迪(Mary Hardy)表示：“相信一种治疗方法，尤其是一种极其昂贵且难以获得的治疗方法，可以对患者的感觉产生强大影响。”

    就在一个世纪前，非洲估计有100万只犀牛，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所有的犀牛物种都已濒临灭绝，偷猎是主要原因之一。其中一些需求集中在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那里的犀牛角传统上被用于制作匕首柄和传统仪式中的杯器。但大多数偷猎犀牛角都被运往亚洲作为“药材”，这当中包括了越南、中国、印度等国。

    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为打击偷猎者和保护其残存的犀牛群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一些地区，犀牛的数量开始慢慢恢复。但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越来越富裕的亚洲国家对“药物”的需求不断增长，偷猎再次稳步增长。由于亚洲犀牛的种类现在非常罕见，甚至偷猎者都很难找到它们，大多数用于制药的犀牛角粉末都来自非洲。

    2006年，一名越南政府官员宣称，犀牛角粉治愈了他的亲戚的癌症。犀牛角的需求立即飙升，价格也应声上涨，仅在南非就有300多头白犀牛和黑犀牛被偷猎，一些人甚至使用直升机来追踪犀牛。世界自然基金会于2012年发表报告《南非和越南犀牛角贸易关系》称，在犀角非法贸易链条的另一端，越南为主要消费市场，其对犀牛角的需求不断上升，许多越南新贵使用犀牛角粉末醒酒解毒、作为日常保健补品、甚至用于治疗晚期癌症。在这一年43起涉及在南非从事犀牛犯罪活动而遭逮捕的案例中，有24名嫌疑人是越南人（56％），13人是中国人（28％），其余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

    如今，非法猎杀的犀牛在黑市上的价值高得离谱，甚至动物园里的犀牛都不安全——非洲的动物园不得不雇佣武装警卫，防止偷猎者在夜间进入并杀死它们。而犀牛角粉末的价值也与黄金或者海洛因相仿，一公斤可以卖到6万美元。

    到了2016年，世界上仅存29500头犀牛，其中70%生活在南非；同年，非洲有1115头犀牛被偷猎。仅在南非，偷猎行为就从2007年的13起增加到2014年的1215起，增加了900%。甚至动物园里的犀牛都不安全——非洲的动物园不得不雇佣武装警卫，防止偷猎者在夜间进入并杀死它们。

    犀牛的濒临灭绝反倒令这种动物变得益发奇货可居，犀牛角的疗效也越传越邪乎，一些人声称它能治疗宿醉、甚至可用作春药。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在《第六次物种灭绝》(The Sixth Extinction)一书中指出，近年来，犀牛角“作为一种高端派对‘毒品’甚至更受欢迎；在东南亚的高档俱乐部里，磨成粉末的犀角就像可卡因一样被吸食。

    在偷猎中，丧生的不仅仅是犀牛，从2004年到2014年，超过1000名护林员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免受偷猎者的伤害而丧生。

穿山甲已被商业性“灭绝”

    另一种因为并不确定的药用价值而受到大肆猎伐的哺乳动物是穿山甲。穿山甲是一种外形奇特的动物，身体被坚硬的鳞片覆盖着，是哺乳动物中唯一有鳞片的动物。这些鳞片实际上是扁平的头发，像犀牛角一样，主要由角蛋白组成，能经得起狮子的啃咬，犹如铠甲。凭借着这身鳞片，穿山甲经历了8000万年的沧桑岁月，然而，在人类的欲望面前，它是否能活过下一个世纪？

    穿山甲鳞片一直是“传统医学”的一种成分，因为这种动物擅长挖掘山洞，取其“打通”之效力，传统医学因此认为它可宣通脏腑，贯彻经络，据说可以治疗肿瘤、风湿病、伤口感染、皮肤病、冠心病和哮喘，也被认为是治疗不孕症、男性阳痿和帮助产妇泌乳的药物。由于穿山甲是独居动物，种群密度不高，捕捉难度较大。1990年，一公斤穿山甲鳞片在中国的售价约为100块钱。如今价格飙升至5000元，穿山甲肉的售价每公斤超过2000元，只有指甲大小的胎儿和幼儿据说在通经络、袪风湿方面效果最好，为夺胎儿，怀孕的穿山甲母亲也会被杀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IUCN/SSC)穿山甲专家组成员吴诗宝和同事在《野生动物》中发表文章，记录了他解救穿山甲的经历：“那位穿山甲母亲用四肢把她那尚在哺乳期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并用宽厚且较长的尾巴覆盖着孩子的身体，生怕别人从身边抢走。然后将身体紧缩成球状。”在试图给这对母子鉴定时，穿山甲母亲拼命与宝宝扣在一起，几个男人怎么掰都掰不开。结果，中国的穿山甲几乎灭绝了，从大约5万只减少到不到5000只，在1995年前后已经 “商业性灭绝”。但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研究所所长张大勇介绍，有统计显示，中国对于穿山甲鳞片的需求每年都在递增，全国一年大概需要10万头穿山甲，才能满足中成药所需——而这只是药用的需求，很多地区还有食用穿山甲进补的习俗，被吃掉的穿山甲，更是多达150万只以上。

    随着中国穿山甲数量减少，偷猎者开始转向周边国家，先是在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然后是东南亚，现在是非洲。穿山甲现在可能是全球非法贩运最多的动物，据估计每年多达270万只。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20万只穿山甲被非法走私到中国，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印度尼西亚或越南进入中国的。海关官员经常在中国的港口进行缉获，但其规模之大令人沮丧：比如在2018年2月，湛江海关查获了13吨鳞片，一公斤穿山甲鳞片大约要从三到四只活体穿山甲身上提取，这代表着数万只穿山甲被杀戮。2017年11月，深圳也破获了一起11.9吨的穿山甲鳞片走私案。

    目的地也不仅仅是中国，从2000年到2009年，85批非法装运的穿山甲在试图走私进入美国时被查获，这些穿山甲原本打算进入美国大城市唐人街的传统医药商店。因此，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4年的评估，没有一种穿山甲是安全的。其中，中华穿山甲和马来穿山甲已被列为“极危”物种，比大熊猫的评级“易危”还要高两级。

    除此之外，受到“药食同源”的影响，还有很多其他珍稀的野生动物被残杀后成为人们的桌上佳肴。每年大约有7300万-1亿条鲨鱼被捕杀，来到越南和中国的餐桌上，作为鱼翅汤为人们享用，尽管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这种汤可以治疗任何疾病。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仿鱼翅汤的推出，鱼翅汤的消费量有所下降。

    香港和广东等地的华人喜欢喝花胶汤，花胶即是大型海鱼的鱼膘，属于“鲍参翅肚”中的“肚”，被封为上品药材。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黄唇鱼的鱼鳔干制品一直被视为最贵、最好的花胶，据传有滋阴润肺、滋补肝肾等作用，坊间称其为金钱鳘鱼胶，不过除了味道鲜美，科学界暂未发现鱼膘有任何疗效。在国家禁止黄唇鱼商业性捕捞后，加湾石首鱼胶因其与黄唇鱼胶的相似形状和稀缺性被走私贩作为后者的替代品，被民间称为“大须金钱胶”。在香港，一公斤金钱胶据称可卖出100万港元的价格，而这意味着一只重达两三百斤的活鱼被捕捞。

    加湾石首鱼是仅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生活的特有濒危物种，早在1977年就被严格禁止商业性捕捞和国际贸易。而多年来面临着栖息地质量退化和非法捕捞的双重威胁，野生种群数量更是持续下降。2016年10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召开，通过了有关加强石首鱼保护、打击石首鱼非法捕捞和非法贸易的专门决议。不过时至今日，在网络平台上仍然可以看到石首鱼胶公开被销售的现象。

    此外，部分淡水龟、野生老虎、雪豹等动物，也都以养生或治病为名被捕杀，因此处在灭绝的边缘。譬如鸿茅药酒，其成分中就包含一味豹骨，而药材豹骨来自云豹和雪豹，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在2016年，澳大利亚的学者随机购买了26种中药进行分析，结果也在其中发现了雪豹的DNA。雪豹生活在亚洲中南部地区，目前其数量可能少于7000头，是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

    传统医学中使用的植物中，也有一些因过度采集而濒临灭绝。2008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野生动物监测组织TRAFFIC对中国和印度传统医学中常用的七种亚洲植物物种进行了联合研究，发现所有七种（喜马拉雅红豆杉、蛇根草、紫檀、胡黄连、蜘蛛香、地胆草和草苁蓉）虽然都作为濒危物种而受法律保护，但均被大量采摘。2009年，《印度时报》研究了传统阿育吠陀医学中使用的359种本土植物的状况，发现其中335种（93％）受到威胁或濒临灭绝，主要原因为过度采伐。

虎骨、豹骨、犀牛角等珍稀动物已成中药市场硬通货

    中国于1981年签署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承诺只在特殊情况下方可进行濒危物种的贸易。接着在1987年公布了《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涉及14种濒危、珍稀动物药材。其中，虎骨、豹骨、犀牛角等4种涉及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明令禁止使用；鹿茸(马鹿)、麝香、熊胆、穿山甲、蛤蟆油、金钱白花蛇、乌梢蛇、蕲蛇、蛤蚧10种涉及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要求限制使用；羚羊、蛇类等涉中药功效动物严格管理，加强保护。1989年《野生动物保护法》问世，取消了部分药用动物的养殖和入药；到了1993年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明令禁止买卖虎骨和犀牛角，并从官方药典中删除了这两种物品。

    但一方面，关于珍稀濒危动物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生物多样性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国际法律主任塔尼亚·萨纳里布(Tanya Sanerib)在一份声明中称，虽然《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禁止犀牛角贸易，但由中国和越南需求推动的黑市交易十分活跃。在此番偷猎危机中，中国应该努力遏制需求。

    随着部分动物越来越奇货可居，它们甚至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药材，根据《血虎》一书作者J.A.米尔斯的说法，一些投资客将宝押在野生动物灭绝上。20年来，米尔斯致力于调查野生动物贸易，她说，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中国的“超级精英”，他们将这些项目作为一种新的资产类别进行投资。“如果这些物种灭绝，将成为无价之宝。”

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的亚洲区主管格蕾丝·格·盖伯瑞尔(Grace Ge Gabriel)回忆说，2011年时，他们在调查时突然发现，就在其北京办公楼隔壁的一家酒店里，将要举行一场拍卖会，打算拍出400瓶虎骨酒，“我们趁着午休时间走到那里，调查了一下拍品，结果发现除了虎骨酒，还有大量的犀牛角和象牙雕刻品。”在这家机构的抗议下，拍卖行将濒危物种从拍品中撤出，此举导致该公司2012年拍卖额减少了3.22亿美元。盖伯瑞尔进一步称“虎骨酒或许有药用价值，但按照目前的价格，人们是不把它当作药品来购买的，买它的目的是为了投资、送礼或者行贿。”

    另一方面，很多中医中药界和企业界人士一直主张，合理利用野生动物制品，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可以保护其繁育，而此举也是在保护中国的中医药。在2016年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讨论修订时，有多位人大代表就提出了这种观念。

    比如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便呼吁：麝香、熊胆粉、虎骨、犀牛角等动物药为中国传统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野生动物保护应兼顾中药动物药的发展，保护好传统中药资源，才能保住中医药的根，也才能实现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说：“现在饲养犀牛，取它的角，就像剪指甲一样，完全可以既保护又利用。像正常病死、老死的虎，全国加在一起有数以千只，只能冷藏、冷冻，不许使用。这些正常死亡的老虎的虎骨，对治疗风湿、痹痛疗效非常好，应该允许这些死亡的虎作为药用。我们应该在不影响这些动物繁育、生存状况下，合理地使用和科学研究。”

    不过，也有委员持相反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士陈竺表示，现在中国华南虎已经基本绝迹，东北虎也已经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把老虎通过人工饲养引入药物生产，甚至引入食物链，形象非常不好，“我们的食物来源非常丰富，虎骨药用价值也是有限。有些来自动物，具有较明确药用价值的天然产物也可以人工合成，比如麝香、熊胆中的一些成分”。

    最终于2016年7月颁发的新版《野生动物保护法》，为野生动物入药留下一条通道，内文中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作为药品经营和利用的，还应当遵守有关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这似乎表明，在符合药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诸如虎骨、犀牛角、熊胆等野生动物是可以作为药品经营与利用的。

    如今，中国已有200多家老虎养殖基地，圈养6000只老虎，此外亦有数量不详的犀牛和穿山甲养殖场。繁育的目的似乎主要为商用：去骨、取角、拔鳞。如同饲养场的鸡只猪只一样，这里的动物存在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带来或许并不确切的疗效。但正如陈竺院士所说，将药用价值有限、而且可以人工合成的动物引入药物生产，不仅效果有限，而且有损中国的国际声誉。

    看下日本的例子就会发现，发展中医药和保护野生动植物是可以实现共存的。隋唐时期，大量日本留学生从中国带回了中国当时的医疗技术，经过多年演变，如今成为了独立的“汉方”，其中大量药材和配伍刻下了中医药的烙印。上世纪70年代，日本是亚洲犀牛角的主要消费国。但在日本准备签署《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时，政府与传统医药制造商和从业人员合作，推广在通常使用犀牛角的疗法中使用替代产品——高鼻羚羊的角。几年间，日本就几乎彻底停用犀牛角。

    事实上，中医药典籍中提到的各类动植物都具有替代性，比如熊胆，在《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中提到所能医及的病，也可用其他中草药，比如常春藤、蒲公英、菊花、大黄等取代；人工合成的熊去氧胆酸效果比活熊取胆更为有效——当然，也要人道多了。

过去人类缺乏动植物保育意识，加上资源有限，因此中医药迫不得已，需要采用某些极为罕见的原材料；可是在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现代医药得到高度发展的今天，还要以濒临灭绝的动植物为药材，强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这种行为实属贪婪且目光短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