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中国警方从西班牙大规模押解回电信诈骗嫌疑人。公安部分3次组织包机共押回犯罪嫌疑人225名，其中218人是台湾地区人。

就是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疯狂实施诈骗，制造了引起社会关注的“清华教授被骗1800万”“甘肃老师被骗自杀案”“广东惠州3400万案件”等重大诈骗案件。

从2016年上半年锁定诈骗团伙的作案地点，到2016年底西班牙警方抓获嫌疑人，再到今年6月嫌疑人被大批押解回国，为何案件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中国警方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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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人团伙每月“业绩”千万

电信诈骗一开始是“隔岸诈骗”，随着两岸警方合作加强，犯罪嫌疑人纷纷转移到东南亚作案。

但后来中国警方和东南亚联合打击不断成熟，犯罪嫌疑人再次转移到生活成本较小的中南欧地区，其中以华人较多、生活成本较低的西班牙为最。中国警方锁定的33个窝点近1000犯罪嫌疑人全部都在西班牙。

成本低、“收益”高，警方曾估算过，每40人的电信诈骗犯罪窝点，每月的基本业绩在1000万人民币左右。

采访中，张军在“基本”两个字上，加了很重的重音。

西班牙警方包围了一处电信诈骗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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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过去女翻译嫁人了

在行动的各个环节，中西两国警务部门必须保持大量的沟通。

中国公安部工作组被禁止和西班牙检察官、法官接触，他们的方案建议必须通过西班牙警方向司法部门传达。一个简单的问题要“先把翻译说明白”，再一层层传给西班牙警方、检方和法官。如果方案被否决了，再一层层传话回来，然后又要重头来过。

和西班牙警察的沟通量有多大？

张军举了个例子：“我们带过去一个中国女翻译，时间长了这俩人结婚了……”

2016年两国警方一次现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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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民警失声痛哭

西班牙警方抓捕嫌疑人的行动需要批搜查令。

在西班牙的刑事司法程序中，获得法院搜查令、协助中国警方抓捕嫌疑人必须要有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而发布“红通”必须要知道嫌疑人的确切身份。但实际的情况是，电信诈骗的犯罪性质决定，如果不抓捕到嫌疑人根本无法确定嫌疑人身份。

经过沟通，最后的方案是发放“低一个层级”的通报。人一抓到马上把人员信息发回北京，一一录入国际刑警组织系统。但是由于国际刑警组织的系统问题，导致很多通报西班牙方面没有收到。

“眼瞅着犯罪嫌疑人在眼皮子底下，没办法，必须得放掉，”张军说，“我们广东湛江男民警失声痛哭啊……”

一处抓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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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穷尽西班牙救济手段

几经波折，嫌疑人进入西班牙法院的引渡程序。而这只是漫长司法程序的开始。

嫌疑人“把西班牙能用的权利全部都用尽了、用完了。”一审后上诉二审，二审后往宪法法院上诉，之后再向欧洲人权法院上诉，最后还不行，还要再向西班牙当局申请政治避难。

这也是为什么用了2年多时间才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国的原因。

张军提到，每一个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基本都说两句话：“我拿的是台湾护照，我不是中国人”。但没有用，西班牙的法官这次态度很坚决，对台湾人这套做法很反感。